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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治理，目前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仍然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而且还有加速扩大的趋势。这就要求我们对以往的治理模式进行反思，寻找它的症结所在。当代荒漠化主要是由于人类过度经济活动对资源的破坏而造成的，其根本原因是人口压力过大。然而，荒漠化治理措施恰恰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了荒漠化治理的生态经济模式，它将荒漠化的防治和发展经济密切结合起来，从而为我国的荒漠化防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文章还就荒漠化治理的制度创新发表了看法。
土地荒漠化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非常严峻的问题。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约为262.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3%。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开展荒漠化的治理，近半个世纪以来，荒漠化研究治理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世人惊叹的成就，但荒漠化点上治理、面上破坏，局部好转、总体恶化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改观。研究表明（朱震达等a，1989;朱震达等b，
1994），5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年均扩大1560平方公里，年均增长率为1.01%，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年均扩大面积2100平方公里，年均增长率为1.47%。当前荒漠化土地面积正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而且还有加速扩大的趋势。因此，需要进行荒漠化治理的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
一、土地荒漠化的成因及其主要表现方式
荒漠化成因是荒漠化治理研究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对此，论者的意见大体上可归纳为自然成因和人为成因两种观点。前者多认为荒漠化是自然过程，主要因气候干旱而造成，人类活动的影响是次要的（F.K.Hare，1988）。而后者多认为，荒漠化是在自然因素基础上，主要由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所造成①。
实际上，荒漠化的成因用不同的时间尺度来衡量,得到的结论是不同的。在10年尺度上讨论荒漠化的成因，大多数学者认为近几十年来荒漠化的加速发展，主要是由于人类过度经济活动对资源的破坏而造成的。这个结论目前已经得到广泛认可。
人类活动引起荒漠化的发生和发展，有其生态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复杂的相互耦合过程。我们从荒漠化过程中人类主要行为方式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认识人口压力引起脆弱生态地区荒漠化的机制。
1.滥垦滥垦是指在不具备垦殖条件又无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在干旱、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进行的农业种植活动。它有两种方式：一是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占有粮食的数量不断下降，农牧民在粮食单产较低的生产条件下为增加粮食产量盲目开荒，其规模较小，但量大、面广，数量难以统计。二是有组织的开荒，其特点是规模大、范围广。据内蒙古、新疆、青海、黑龙江等10省(区)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来草地被开垦6.8万平方公里，其中大多是水草丰美的各类放牧场和割草场
[注解：李吉均：《在"新亚欧大陆桥与西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干旱区地理》1996年第19卷第1期。]。由于过分强调"以粮为纲"，从50年代到70年代，在我国西北地区出现过3次大规模开荒，开垦草地在6.67万平方公里以上，影响范围从最北部的呼伦贝尔到科尔沁、浑善达克、毛乌素直至青海共和。开垦为农田的草原地区，生态系统脆弱，降水量少而不稳，土壤富含沙质，风力强大，风季与干季及植被无叶期同步。开垦后，由于耕作粗放、广种薄收(如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后山地区，人均占有耕地0.53-0.87公顷，而每个劳动力所要耕种的土地达2-3公顷，粮食单位面积的产量很低，作物亩产在
50公斤左右)，土壤表面在缺乏防护措施下，受到风蚀或沙埋，单产急剧下降，只好撂荒。撂荒地由于植被遭到破坏，在风力作用下很快发生沙化。
2.滥牧滥牧是指超过天然草地承载能力的放牧活动。随着人口增加和受市场利益驱动，牧民盲目增加牲畜头数，导致草场严重超载过牧，抢牧、争牧现象也经常发生。结果，一方面由于牲畜的过度啃食，使牧草植株变稀变矮，优良牧草减少，毒草因牲畜不吃，数量急剧增加，草场可食牧草的产草量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牲畜的过度践踏，使地表结构受到破坏，造成风蚀沙化。据调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牧区家畜由2900万头(只)发展到9000多万头(只)，草原面积却因开垦破坏和沙化减少667万公顷，使过牧现象更为严重[注解：李毓堂：《关于中国草地生态建设的几个问题》，见国际防治荒漠化公约中国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著的《荒漠化及其防治》，中国林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52页。]。目前，牧区牲畜超载一般在50％-120％以上，有的地区甚至超载
300％。以晋陕蒙接壤地区为例，伊克昭盟所属的伊金霍洛旗、东胜市、达拉特旗和准格尔旗，1990年天然草地超载率为170.6％，其中准格尔旗达
331.7％[注解：郭绍礼、杜国垣、王钟建：《晋陕蒙接壤地区环境整治与农业发展研究》（总体部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56-63
页。]。根据计算，目前荒漠化地区共有105万平方公里的草场发生不同程度的退化，长期超载过牧是一个重要原因。
3.滥樵荒漠化地区燃料缺乏，由于生活贫困、交通不便，煤炭难以购进，农牧民主要以天然植物和畜粪为燃料。樵柴的方式通常是大片的连根挖掘，使地表植被和土壤遭到彻底破坏，在风力作用下，大面积固定、半固定沙地顷刻之间变成流沙。荒漠化地区现有薪炭林面积2470平方公里，每年能提供594万公斤薪材，仅占实际薪材需求总量
4189万公斤的14.2％，缺额巨大。如果缺额完全来自天然植被，每年约需破坏草原23.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该地区草原总面积的9％，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据伊克昭盟统计，全盟每年砍伐沙篙、沙柳等估计在5亿公斤以上，从60年代到80年代的20年中，因滥樵而使草原沙化和退化的面积多达2000
平方公里[注解：伊克昭盟地方志编撰委员会：《伊克昭盟志》（第二册），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193页。]。
4.滥采滥采是指农牧民为了增加副业收入，无计划、无节制地掏挖药材、发菜等资源植物。荒漠化地区甘草、琐阳、肉苁蓉、发菜等易采集、价格高，一些邻近草原地区的农民以挖药材、搂发菜作为脱贫致富的捷径，常年采挖贩卖，特别是宁夏一些贫困地区，已发展成有组织的集团行动。由于采挖时铲掉草皮，挖土刨坑，翻动土层，严重破坏草场，大大加速了风蚀荒漠化过程。据估计，每挖10公斤甘草要破坏5.3-7.3公顷草地[注解：《伊克昭盟志》（第二册），第183-193
页。]。甘肃省1994年因挖甘草破坏草场666.7平方公里以上，给畜牧业造成的损失超过1000万元。内蒙古在1993-1996年间因搂发菜破坏草原12.7万平方公里，其中4000多平方公里严重沙化，失去了利用价值。
二、当前荒漠化土地治理缓慢的症结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荒漠化产生的根源是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过大，因此荒漠化的治理应该从提高荒漠化土地的承载力，减缓和消除过重人口压力的角度入手。然而这一点却往往被忽略。当前，我国在荒漠化防治方面采取的措施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1.种树种草植被对防治土壤风蚀具有重要作用，风洞实验模拟和大量的野外观测表明，当植被盖度达到30%以上时，土壤风蚀就基本消失[注解：李鸣冈：《铁路两侧流沙固定的原理和措施》，见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著《流沙治理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48页。]。种树种草治理荒漠化的措施，就是基于控制土壤风蚀的原理提出的。我国各地荒漠化治理的具体做法不尽相同，在荒漠化发生发展严重的农耕地区，主要采取把部分已经荒漠化的耕地退还为林地和草地的方法，但由于区域内一个部分土地的种树种草，造成了该区域内另一部分土地的土地承载的大幅度跃升，又导致该地区人为荒漠化的加剧，所以，从整体来看效果不明显。
2.围栏封育"围栏封育"，即把草场划分成若干小区，使围起来的草地因牲畜压力的消除而自然恢复。荒漠化过程具有自我逆转的能力，在荒漠化发展进程中，如果消除人类活动的外界干扰，荒漠化过程可以逐渐终止。不过，荒漠化过程的自我逆转能力取决于荒漠化的程度和荒漠化地区的自然环境特点。据研究（朱震达等a，1989），随着荒漠化程度的加剧，荒漠化土地的恢复能力将不断下降。单就恢复能力而言，在荒漠化程度相似的情况下，自然条件，特别是年均降水量对自我恢复能力有直接的影响。例如，科尔沁草原沙区东南部、鄂尔多斯草原毛乌素沙区的东南部等地年降水量在
400-500毫米，属易恢复的地区，由严重荒漠化恢复到植被盖度超过60％的阶段，恢复时间约3年；乌兰察布草原南部，察哈尔草原及坝上高原等地，年降水量在300-400毫米之间，地表有斑点状流沙的灌丛沙堆，严重荒漠化土地自我恢复时间为5年;降水量200-300毫米的流沙区，严重荒漠化土地自我恢复时间需10年以上。
但是，由于围栏封育没有把区域内的人畜压力释放出去，这就必然会造成围起来的地方荒漠化有所逆转，而没围起来的地方，由于人畜压力的加大而使植被破坏更加严重，从而导致荒漠化的继续加剧。
因此，我们认为，当前荒漠化的治理措施没有直接从荒漠化的根本原因，即消除造成荒漠化的人口压力入手，这是荒漠化治理成效不显著的主要症结所在。
三、荒漠化治理的生态经济模式
(一)荒漠化治理的层次性和时序性
从荒漠化的治理不能仅仅限于种树种草，而是要从解决荒漠化土地上过重的人口压力的认识出发，我们提出，荒漠化治理要突破治沙技术层面的限制，从经济学、生态学和沙漠学相结合的角度，把荒漠化治理与农村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荒漠化防治的生态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中，荒漠化治理应该按照降低土地上的人口压力和形成稳定生态系统的总体目标，有层次有时序地进行。
第一层次，通过使用高新技术，改变生产要素组合，提高荒漠化土地的粮食产量，提高荒漠化土地的承载力，从而减缓或消除人口压力。与此同时，施行退耕还林还草，推广应用沙地造林和农田防护林带技术，建立起初步的防沙体系，使荒漠化土地初步得到治理。
第二层次，调整农业结构，大力推广粮草间作，将牧草引入农田耕作系统，发展粮食-饲料-经济作物的三元结构种植模式，培肥土壤，生产优质原料，大力发展畜牧业，丰富农业结构，形成稳定的生态农业系统。根据市场的需求，实行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的一体化，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以提高农民收入[注解：鲁农彦：《实现农业第二次飞跃的战略选择》，1996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
第三层次，大力推动荒漠化地区的工业化。荒漠化地区并非都存在粮食紧缺的问题，有些地区粮食已自给有余，但当地农民在致富心理的促使下，使得退耕还林还草、调整农业内部结构等工作仍然难以落实。例如现在的延安地区，农民人均占有粮食已达到500公斤，但是开垦种植25°以上坡度的现象仍很普遍。盐池人均粮食已超过350公斤，但当地农民以挖甘草致富，使土壤结构严重破坏，荒漠化现象蔓延。可见，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应是从根本上消除荒漠化的关键一环。为此，用农业的积累推动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是这里面临的重大任务，也是荒漠化防治的根本目的。为此，在荒漠化地区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逐步形成具有特色的轻工业体系，从而稳定拉动农业结构调整，使荒漠化地区由农业发展阶段向工业阶段过渡，使生态系统中过度的人口压力，沿着产业链条从农业内部传递到工业和第三产业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土地荒漠化的根源。
时序性是指荒漠化治理过程的先后顺序。在没有可供规模化开采的矿产资源的荒漠化地区，治理的时序性应按照上述层次性的先后顺序，从第一个层次向后逐步展开。荒漠化治理每提高一个层次，该地区生态经济结构的丰富性和稳定性就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只有当荒漠化治理达到第三个层次时，随着荒漠化根源的消除，荒漠化治理才真正完成。在具有规模化开采矿产资源的荒漠化地区，也同样要注意层次性和时序性。在这里，由于工业资本的迅速增加，与矿产品开发相关的工业迅速发展起来。西北荒漠化地区的许多地方形成了资源型的工矿城市，甘肃的金昌市和新疆的石河子市都属于此类。由于这类地区的工业是"外嵌式"的，往往和当地落后的经济形成典型的"二元结构"，因此，该地区荒漠化的治理在农村也要从第一层次逐步展开。当然，由于工业城市对荒漠化治理的投入加大，荒漠化治理的速度将明显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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